我想飞翔，翅膀却没有力量

　我好想过理想的生活，可是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揉揉眼睛，撩起窗帘，发现已近正午时分。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春日周末，我本该和伙伴们一起到郊外撒野的，但我不能。

　　昨天加班到深夜，今天下午还要到机关去赶材料。生活于28岁的我已经变得十分疲惫了。我的生活如一位作家形容的那样，是一地鸡毛、纷繁杂乱。经常有人问我，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你年纪轻轻的，一头扎进机关，图个啥呢？

　　这时候，我总是想起那些曾经被我瞧不起的下海挣钱的朋友们来——我越来越显得渺小了，毕竟他们在为着自己的理想快乐地奋斗着，而且，总是看到新的目标。我呢？疯狂工作或重新择业，似乎二者都不能给我一个真正的满足。在需要工作，不能不工作，乃至于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适应疯狂的工作节奏的情况下，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一次次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我每天正点出入机关办公楼，十分劳累地研究着宏观政策问题，小心谨慎地处理着机关特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严厉地克制着自己的各种欲望，有心无心地研究着官场迁升的“秘笈”，在为公众服务的同时，等待着一个可以理解的私心杂念的发展结果。

　　换句话说，就算我可以在机关里获得成功，但当我走过去了呢，权力的前面又是什么？有没有超越于世俗的一种东西存在于我的内心呢？我是否拥有恒久而坚定的价值追求呢？假如那个权力的引力一旦变为零的时候，我的灵魂又会向何方运动呢？对世俗权力的追逐无法让我永远饱满地、鲜活地活着，它向我所展现的只能是一条呆板的、缺少张力的、干枯的青春之河。我终于发现，支撑我坚定地走下去的那种叫做“意义”的东西，在我这里变得浮动缥渺了。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然而，这个说法太过抽象，如果仔细一想，便有无尽的烦恼。什么是理想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已经谋杀了无数智者的无数脑细胞。我们不谈这个问题，还是面对现实想一想，在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中，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想要的。是甘于清贫，自得其乐的生活，是有车有房而每天为钱奔波的生活，还是其他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们才可以谈论能否按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想超越，甚至想飞翔，可是，我的翅膀在哪里？

　　为什么连一向自命清高的我也变得越来越俗不可耐？

　　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理想像是一杆在寒风中摇曳的旗子，随时会折断。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本该天真烂漫的童年背负了太多来自家族和邻里的期待。这是怎样的一种期待和力量呢？它太过于现实、过于功利、过于直接。在这种期待中，个人和家族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成为对党、对国有用的人才，倒成了一种装饰。不幸的是，我恰恰在这种目光和期待中变得功利起来、沉重起来、粗俗起来，成了世俗的功名思想的奴隶。而很少有心情超脱这种沉重——我的精神世界被家乡的尘土扬得异常糟糕。

　　现如今的社会，有着太多的现实的诱惑。金钱、美女，应该是理想、信念的两个天然杀手吧。记得我刚刚毕业那会儿，随一些年长的老记者下基层采访。每到一地，总有地方局长带领我们去“考察”当地的“文化市场”。我们也总被安排一些小姐陪我们跳舞。也许因为刚从学校出来，我很不适应。总要和小姐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我的这些原本无意的举动，却被老记者们所嘲笑。他们说我这是在“晒”他们，在让他们出丑。他们说我是傻冒，而且是自命清高和别有用心。好像我城府多深似的。可是我知道，这种场合和这种潇洒是最让我们远离高尚的，是最消磨我们意志的。那么，我可以特立独行吗？

　　我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在到歌厅玩儿过了几次以后，我有点儿惦记着去那些地方了。我开始看到这种表面“正常”背后潜移默化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虽然赚我们钱和被我们作为玩偶的，是和我们年龄相仿、出身相仿的我们的姐妹，而且他们也有着和我们一样高尚、一样满怀希望的父母，然而，当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了这种东西并且演变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我们可以抗拒它的诱惑吗？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可是，当低级趣味成为时尚，成为你“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理想的火焰还能正常地燃烧吗？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自己的发问。我仿佛看到了一幅画：我被绑着，被人拷打，打我的是一个我一向尊敬的上级和长者，他边打边说，看你还敢有自己的想法？！画面还有一个内容，那个扫大街的大妈舞动着扫把跳舞。

　　做一个违背自己原则的有理想的人是不幸的。

　　在满大街哼着“我是天真”“我要新鲜”的少男少女中间，我觉得任何崇高的理想于我显得太过遥远。现在流行什么？走过百年时尚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现在所谓的流行往往和性感、低俗、纷乱、刺激、无聊紧紧相连。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我们应该向下一代人学习。显得很谦虚，像是看破了什么。可是，真正掰着手指说一说，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学习的？是“哇噻”吗？是“酷”吗？是会背上一句肉麻的“观音姐姐”吗？……我们跟着流行和时尚的步伐，惟恐落后半步而成为老土；追逐着流行与时尚的风潮而不能自禁。然而，在层出不穷的流行物和时尚行为中，我们是否已经迷失了自己，崇拜着一个新的神话？是我们去引领流行与时尚，还是让流行与时尚左右我们？

　　前两年，一本极其龌龊的《上海宝贝》，引发了这个社会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的关注，并以棉棉和卫慧为个案剖析和批判我们这茬人。我感到了极大的愤怒。他们能代表我们这茬人吗？这个社会诱惑真的很大，但如果让我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温玉香满怀”，几天不摸书本，那将是我更为难以忍受的生活。我痛恨自己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人，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变为一个粗俗的人，不想让自己活在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上，不想让自己在污泥中嬉戏。因为我知道那是对我受过的教育的彻底背叛，是对我的乡亲和祖国的彻底背叛。这不是台面上的大话，不是枉自清高，不是带有任何虚假成分的“做秀”，这是我学识、良知和起码做人准则的必然逻辑发展。

　　为什么“理想”“信念”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上，却不能温暖我的每一个深夜

　　小时候，屡次被老师问及，“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回答至今记忆犹新：我要做英雄，为祖国打击敌人。老师教育我说，战争不会总有的，如果没有战争，就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此，我至今依然不甘心，因为我在报刊上居然看到了“知识英雄”这个令人振奋的名词。这暗示，在这个和平年代，一样可以有英雄存在着，而我的困惑在于，除了知识英雄这样的英雄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英雄？英雄，就是那些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的利益，为真理而奋斗的令人钦敬的人。这样的人，或许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需要的，然而在如今这个世俗化的年代里，这样的人又有多大的成长和发挥的空间呢？

　　大学的时候，学习公民道德，教我们怎样生活在城市里，如何成为一个能被顺利送向社会的人和一个合格的城市公民。有人说，找到自己的个性并肯定它，按照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去塑造自己，这便发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乐趣。然而，我又如何知道我所找到的个性不是假的？我又如何知道对自己的期望不是他人加在我身上的期望？我离自己的期望越来越远，或许那并不是我的期望；我的个性已经被慢慢磨去，或许这就是我的个性。如果我能成为我自己，难道昨天的我不完全是我自己吗？在这讲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年代，我为什么离自己越来越远？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常规年代的我们这代人有过共同的经历吗？我们曾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发挥着作用吗？我们有着鲜明的“代”的图腾吗？我们的青春究竟划过了怎样的轨迹呢？我们在坚持什么？在期待着怎样的未来呢？如果说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不知道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月亮哪一个更圆、哪一个更亮，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不只是这两个月亮。在各种观念和价值之间我们要做出选择，在各种生活方式之间我们也要做出选择，在各种物品之间我们也要做出选择，在各种命令和条例之间我们还要做出选择。如果这些选择之间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有一种选择让我们坚定不移，如果有一种选择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我们都将不再有困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是这些必须要做出的选择，还是我们的意志与品格，让我们经常无所适从？

　　我们也许并不缺少来自家庭、学校甚至单位领导的赞许，凭着我们的智商，只需稍作努力就可以吸引他人的注意。可是在一定的圈子里稍显出色，我们就可以傲视群雄吗？我们没有可供入梦的历史，没有老三届们的传奇经历，没有对于天地人我的苍凉追问，我们与历史不衔接，与父辈无对话，我们就这样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我们有“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吗？有“承天命”“致良知”的人生哲学吗？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值得坚守。

　　我想起了一句像诗又不是诗的话：只有道路，没有方向。

　　我的深夜总是很冷，没有什么可以让它温暖起来。

　　门外的大街非常繁华，却找不到我该去的方向。

　　我透过窗户看着气宇轩昂的同事走进机关，看着他身后扫大街的大妈由于羡慕而行的长久的注目礼。我突然明白了，由于理解的不同，幸福有着不同的涵义。而我们，身处让人羡慕地位的年轻人所能做的，仅仅是背负起这种不同，延续这样一个概念。试问，作为概念的存在怎么能够找到温暖的感觉？

　　最令我期待的事情，莫过于同学和朋友的聚会了。大家轮流坐庄，点上一席菜，斟上几杯酒，来一个无拘无束的神侃，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当年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学校争抢着奖学金、留京名额和其他利益的我们，随着社会经验的增加而在彼此间建立起了真正的宽容，感情比过去更好。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教育了我们，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缺乏社会关系的同学是一种真正宝贵的资源，也许今天还看不出来，但下一步呢，我们将在精神和事业上彼此更加需要。

　　我的一位比我大6岁的“前辈”(在同一种岗位)，今年34岁，已经在一个事业单位当人事处处长两年了。就是这个很有发展前景、并且被单位看重可以成为将来这个单位领导接班人的青年，在前些时候突然有了一些奇怪的想法。他说，他要在35岁这一年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换个活法。他想辞职，到一家保险公司去做人事经理的副手。在场的几位都有些惊讶，为什么不想干了呢？他接着解释说，我在这个单位干得太辛苦了，我谨慎够了，小心够了。就算将来我能混到这个单位的头，能混到现在某某主任的位置上，又能怎样呢？我跟着几个朋友到酒店歌厅玩儿了几次，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要堕落到何种地步，我只是觉得生活本可以更轻松一点儿，更快乐一点儿。

　　这刚好为我的担心做了一个很恰当的旁注。路呀，当我们真正走完一段的时候，下一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启程。(亓禅尧)